hello大家好,今天小编来为大家解答以下的问题,汝体书法,孙尔准书法,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汝体书法,孙尔准书法

汝体书法,孙尔准书法

书法艺术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喜爱和推崇,而中国书法更是其中的瑰宝。汝体书法和孙尔准书法都是中国书法中的重要流派,各自有着独特的特点和魅力。

汝体书法起源于北宋时期的汝阳王府,因此得名。它的特点是结构严谨、线条流畅、骨法独到,给人一种庄重、肃穆的感觉。汝体书法讲究墨流与论理的相结合,注重字形的优美和节奏感的呈现。每一个汝体字都经过精心构思和反复雕琢,使其更具艺术性和观赏性。汝体书法的艺术魅力在于其独特的风格和独有的气质,使人在欣赏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一种内敛而深沉的艺术魅力。

而孙尔准书法则起源于南宋时期的书法家孙过庭,因此得名。孙尔准书法的特点是字形简洁、笔画洗练、气势磅礴。孙尔准书法追求的是墨之神韵和书之骨法的完美结合,注重书写的速度和节奏感。每一个孙尔准字都流露出一股激情和力量,仿佛在诉说着一种坚定和决心。孙尔准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独占一席之地,其独特的风格和个人特色让人过目不忘。

无论是汝体书法还是孙尔准书法,都是中国书法艺术中的瑰宝,无论是耐人寻味的汝体,还是气势磅礴的孙尔准,都能给人以深深的艺术享受和触动。它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展现了中国书法的丰富内涵和非凡魅力。正如文人墨客所言,“书法如人之衣冠,有不同的风格和气质,但都是承载了中华文化的瑰宝。”汝体书法与孙尔准书法,各自独立又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中国书法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惟愿人们能够更加珍视和传承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让书法的魅力永远流传下去。

汝体书法,孙尔准书法

如果是一张纸一个的大字几十元平尺是可以的,是四个大字一百元平尺也是可以的,可是如果是小字就不止了,如果是抄经书或者是诗词,字数在几百几千,就是千元平尺,甚至几千元平尺都是要的。还要看纸张,用墨,以及写得怎样等等;当然名人的又要贵些。艺术品价格高低都得市场说了算,有的买高档的,有的买低档的。另外相同与不相同的字画在不同的人眼里价格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无论谁的书画都有好差,都有值钱与不值钱的,有贵的和相对便宜一点的,所以不能笼统用平方尺来论,只能说某一张是多少钱一平方尺。润格也没有什么准头,只是一种参考,主要还是靠自己的判断和对他的书画的了解,以及当时的市场的炒作情况而定。一幅字画,在不同地点、不同时刻、不同的拍卖人手里,价格都会不一样。同一个人的书画有的值10元或者20元一平尺,有的值50元或者100元一平尺,有的值1000元/平尺,有的2000元平尺,有的可能3000平尺、······,甚至1万、几万平尺······;而且换另一个拍卖商、中介又是别一种情况······所以是很难判断的,更不是绝对的一个价格。任何个人的评价都只是片面的、个人的观点。有特色的、名人的,有特别喜欢的买家想要,这些都可能使得价格更高。但是如果只是因为某个人现在有职务,或者纯粹是炒作才使得书画价格高;那么等他退了,或者没有人炒作了,价格很快会降下来,甚至不值钱。其他任何艺术品均如此。只要是还好,都有收藏价值。这里特别提出的是——润格是不靠谱的一种参考,主要还是看市场,还有自己对作品的了解,就像我上面说的。还有仿品和印刷品及行画都是不值钱的,除了年代久远同时是名人作品、名人仿品才会值点钱。不好意思,主意还是要自己拿,别人说的都只能作为参考。一己之见,说得不对请原谅。

九体书法

八体六文,应该是八种字体与六种构字方法。八体是字的形体和书写,六文是造字与用字之法。 八体六文的具体内容,在来源出处上,会有些混淆的地方,主要如下:“六文”,最初是“六书”的说法,最早见于《周礼·地官·保氏》,而详细列出内容的到汉代才有记载,汉·许慎《说文》、班固《汉书·艺文志》、郑众《注》。《汉书·艺文志》说法是六体六书,而后许慎《说文序》中又提到王莽时有“六书”,但是这个“六书”内容跟《汉书·艺文志》的“六体”大体相同;而《汉书·艺文志》所列书目中又有《八体六技》,这个六技又没有细目;六体、六书自此一直众说纷纭;这样一来,六体、六书被混淆到了一起,继而八体、六体、六书就混淆了。所以后来才又有了六文的说法。综合以上各家的说法,八体六文的内容如下:八体,按汉·许慎《说文》:“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 六文,按《汉书·艺文志》:“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 按汉·许慎《说文》:“指事:视而可识,察而见义,上,下是也。象形: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曰,月是也。形声: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会意: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

转注: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按汉·郑众《注》的说法是: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现在我们在说到六文时,用的是许慎的名称,班固的顺序。 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庹氏书法

湖南澧县西燕子山的传说。认为庹氏的先祖是春秋齐国齐悼公时的国相田乞。其子田常(田成子)在父亡故后继续为相,控制齐国政权, 并采取“宫变”,杀死齐简公,立齐平公,政权完全控制在田常手中。 到了田常曾孙田和时,于公元前391年,废黜齐康公,自立为君,史称“田氏代齐”。公元前386年,周安王诏示天下,承认田和为齐侯(以上参见《辞海》1980年版, 上海辞书出版社,1913页;《史记》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第二》;《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1988年版,岳麓书社/长沙出版社)。到了宋代,田氏后人早已没有王位了,但仍不乏在朝为官之人。 如宋徽宗时, 田和之弟的后人田亮的次子田熙(又说为田和之裔三十八代孙)就官至四川成都太守。 而田亮的长子田虎,本来袭爵在朝为官,但却干了谋反朝廷之事。其侄儿田良〖田熙之子, 生于宋神宗13年(公元1079年),宋徽宗元年(公元1100年)20岁时, 曾任永定(今湖南张家界市永定区)都司之职长达10年,后退职入川侍奉母亲〗, 与母亲一起多次规劝,仍不听从。结果谋反失败,田氏一族遭到朝廷追捕抄斩,田虎全家被杀。田良为避杀身之祸,已提前更名为效微, 与母亲及其一家人从四川成都迁至湖南慈利县他原来作过官的地方附近(疑为澧县),并改田姓为庹姓。庹者度也,度虎必败之意。时间当在公元1121年前后(北宋宋徽宗时代,方腊、宋江等农民起义之时,“靖康之乱”—宋钦宗之前),至今已有880余年了。

以上传说参见《江南庹氏宗谱》(庹名立编,1904年版)。

由此看来,庹姓始于田良,籍于湖南慈利, 是庹姓第一人。

我们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的洛阳、何店、大堰坡三乡镇,京山县以及由湖北随州洛阳东迁至安徽省的郎溪、宁国、宣城三县的庹氏, 原先就遵从此说。并认为庹姓的来历是:

田良更名为庹效微后, 共生四子:国震、国泰、国明、国清。其中国震(生于宋高宗元年,公元1127年)、国泰为庹姓,国明、国清之后人复姓田。国震一门在慈利传代至第十七世,有邦彦公长子庹锦袍,号五常,生于明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到明万历初年(公元1573年)46岁时,被朝廷派任“河南之阳卫指挥”。(注:卫,明朝兵制。明朝实行“卫、所制”,军队组织有卫、所两级。一府设所,几府设卫,卫设指挥使,统兵士五千六百人。河南之阳:今河南南阳地区。)

庹五常共生三子及收养一螟蛉子(义子),是为庹万清、庹万贤、 庹万栋、庹万洪(义子)。庹五常任河南之阳卫指挥后, 将四子均从湖南慈利迁至随州(北楚随邑),屯田守城,史称“军户”。( 注:军户,平时种田,田由国家分配或指定地方自行开垦,战时则奉命出征打仗。而平时则有二份人守城,八份人种田。)

据《江南庹氏宗谱(卷一).1904年版》记载: 长子庹万清迁居随南仙山后不久,又迁到“随南西乡庹家畈去了”,即是今大洪山一带。其子孙分布在今大洪山北的随州洪山、长岗、双河等乡镇,后代昌盛。三子庹万栋迁居随南仙山后不久,则迁到“随邑北乡去了”。(注:此两说今无人证、物证。)而次子庹万贤,则为随南仙山籍庹姓第一世祖。至修谱时(1904年) , 历330年(1574年—1904年),传十五世,存宗仲、宗礼、宗孔、宗国、宗先五公五门。 义子庹万洪亦同为随州洛阳籍一世祖,至修谱时,传十三世,存宗彻公一门。以上是为“宗”字派“老六门”。我们湖北随南仙山方圆六十里以及京山县、安徽省郎溪、宁国、宣城三县之庹姓, 均系“老六门”之后,“派行”相同。

查全国《庹氏族谱》(湖南版),在田良的后人中没有庹五常这个人。庹五常是湖南慈利田虎的后人。

孙尔准书法

孙尔准(1770-1832),字平叔,又字莱甫,号戒庵,江苏无锡人,清中期大臣。为官清正,政从宽大,注意民生疾苦,他在福建任职前后长达10年之久,有相当政绩,熟悉福建的风土人情,受闽人爱戴。他也很有学问,工诗词,又长于书法。道光十二年(1832),孙尔准逝世。二月十八日(1832年3月19日),清宣宗赠孙尔准太子太师,赐子孙慧惇进士,赐孙慧翼员外郎,谥文靖。十二月初七日(1833年1月27日),清宣宗批准孙尔准入祀福建名宦及乡贤祠。

姬臣书法

北魏平城时期是指公元4世纪90年代末至5世纪90年代前期。公元398年,道武帝拓跋珪定都平城,从此开始了北魏在平城的历史。北魏皇帝重用汉族士族知识分子,自觉推动了与汉族文化的融合。

北魏初年的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文教政策,表现出对汉族文化极大的热忱。天兴元年(398)迁都平城之初就“令五经群书各置博士,增国子太学生员三千人;公元426年“起太学于城东,祀孔子,以颜渊配”;公元444年,太武帝下《庚戍诏》:“自王公以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诣太学。”公元466年“初立乡学、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千”;公元486年孝文帝下诏修建明堂、辟雍。公元489年在平城立孔子庙。北魏统治者的这些措施,极大地促进了鲜卑族与汉族的融合,巩固了统治,也为书法艺术的发展与创新创早了良好的条件。

在北魏皇帝重用的汉族高官中不乏堪称一流的书法家。北魏初年,朝廷文诰书檄多出自书法家崔玄伯笔下。《魏书·崔玄伯传》记载:玄伯自非朝廷文诰,四方书檄,初不染翰,故世无遗文。尤善草隶、行押之书,为世楷模。崔浩是崔玄伯的儿子,因为擅长书法经常在道武帝拓跋珪左右。《魏书·崔浩传》“太祖以其工书,常置左右。”范阳卢渊也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北史·卢玄传附卢渊》略云:“初,(卢)湛父志,法钟繇书,传业累世,世有能名。至(卢)邈以上,兼善草迹。渊习家法,代京宫殿,多渊所题。”崔、卢是当时首屈一指的书法大家,他们所传书法不外乎篆书、隶书、草书、行押、铭石书,就其风格而言当为古朴、厚重、方严、笔力雄健。这就为北魏书法奠定了雄强之风。北魏初年,佛教传入中原,受到北魏皇帝的推崇。《魏书》记载:天兴元年(398)道武帝下诏:“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太武帝时,在崔浩的劝说下,罢黜佛教,迎请嵩山道士寇谦之,道教大兴。“乃使谒者奉玉帛牲宰,祭嵩岳,迎致其馀弟子在山中者,于是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太武帝死后,文成帝修复佛法,下《修复佛法诏》:“夫为帝王者,必祗奉明灵,显彰仁道……朕承洪绪,君临万邦,思述先志,以隆斯道。今制诸州郡县,于众居之所,各听建佛图一区,任其财用,不置会限。”和平元年(460)文成帝命沙门统昙曜“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从此佛教更加兴盛。经过这番佛道斗法,北魏在平城短短96年的历史却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遗产,平城时期的著名碑刻中既有云冈石窟的造像题记?,又有道教的碑刻④,这使平城的碑刻呈现出多元混杂的特征。北魏不像南朝一样禁止立碑,这也是使北魏碑刻繁多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是基于以上因素,平城书法才得以迅速发展演变,它上承隶书下启洛阳楷书,既融合了北方少数民族的粗犷剽悍之风,有渗透了儒家文化的温文尔雅、刚正不阿,同时又受到佛教和道教文化的熏陶,呈现出古朴、自然、刚劲、雄壮的风貌。 平成时期的书迹种类繁多,包括碑刻、墓志、造像记、题记、明堂瓦文等。我按时间顺序择要排列如下⑤:

《王银堂画像题名》(406)楷书

《折冲将军薪兴令造寺碑》(436)楷书,新疆吐鲁番出土

《皇帝东巡之碑》并碑额(437)碑文隶书,阳文篆额“皇帝东巡之碑”,民国年间河北易县出土

《大代华岳庙碑》(439)隶书,碑原在陕西华阴县华山

《王神虎造像记》(440)楷书

《朱雄造像记》(440)楷书

《合邑又道继等造像记》(440)楷书

《鲍纂造像记》(442)草率隶书,清朝末年山东出土,现存日本

《嘎仙洞祝文刻石》(443)隶书,1979--1908年发现于大兴安岭鄂伦春旗嘎先洞中

《孙恪墓铭》(451)大同附近出土

《皇帝南巡之颂》并碑额(461)碑文隶书,阳文篆额“皇帝南巡之颂”,1936年发现,现移山西灵丘县觉山寺

《刘贤墓志》(452-465),志文隶书,四面刻,阳文篆额“刘戍王之墓志”,1963年辽宁朝阳出土

《曹天度造像记》(466)隶书

《鱼玄明墓志》(468)楷书

《赵炯造像记》(469)草率隶书,同治年间山东高密出土

《申洪之墓志》(472)隶书

《钦文姬臣墓铭》(474)出土于大同

《光州灵山寺舍利塔铭》(477)楷书,咸丰年间山东黄县出土

《太和造像记》(478)隶书

《冯熙写杂阿毗昙心经》(479)

《太和五年石函铭》(481)楷书,1964年河北定县出土

《邑师法宗造像记》(483)楷书,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第十一窟东壁

《崔永忠造像记》(483)楷书,山东历城出土

《司马金龙墓铭》并题额(484)隶书,1965年山西大同出土

《司马金龙墓寿砖》(484)隶书,1965年山西大同出土

《晖福寺碑》并碑额(488)楷书,在陕西澄城县

《阎惠端造像记》(489)楷书,光绪年间在河北昌平访得

《比丘尼惠定造像记》(489)楷书,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17窟南壁

《王伯安造像记》(490)楷书

《富贵万岁》瓦当文(481-490)隶书,在山西大同文明太后永固陵访得

明堂瓦文(486-491)有篆书、隶书、楷书、行草书,1995年至1996年在山西大同城南出土

《僧晕造像记》(492)楷书

《宿光明冢》《王羌仁冢》墓砖,年代不详,草率隶书,1995年,1997年分别在山西大同访得

《吊比干文碑》(494)在河南辉比干墓侧,刻于孝文帝迁都洛阳途中,为平城魏碑画上了句号。

在这些书迹中有《皇帝东巡之碑》、《皇帝南巡之颂》属于庙堂之作,风格雍容大度,笔势开张,应为当时一流书家所写。作为摩崖隶书的《嘎仙洞祝文刻石》又显得浑朴雄厚。《平国侯韩弩真妻碑》、《刘贤墓志》、《司马金龙妻姬辰墓志》、《司马金龙墓铭》、《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题记》等为贵族官僚墓志,虽较庙堂之制略为草率,但却更显示出各自独特的风格,刻工也比较精致。而出自工匠之手的《宿光明冢》、《王羌仁冢》明堂瓦文等则显得草率、自然,更能直接反映当时普通大众的书写习惯。

平城时期的书迹上至皇帝驾幸的铭刻,下至平民百姓的瓦文,包罗万象,我们从中可以透视到北魏平城时期书法的方方面面,这对我们了解北魏平城时期的书法发展演变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些北魏平城的遗迹中,既有隶书又有楷书,而且各自都有相当的数量和规模。从字体来看,篆书多为碑额,墓志多为隶书,造像记多为楷书,当然也并非全部如此⑥。从它们的时间顺序上来看,隶书、楷书的顺序时前时后,明显地表现为由隶书向楷书过渡时所呈现出的独特风貌。我们从这风格各异的书迹中可以看出:随着北魏对中国北方的统一,当时的社会正热切地期盼出现一种具有统一法度的书体。北魏初期的皇帝也明显意识到规定文字法度的重要性。公元425年,北魏“初造新字千余”,而且太武帝为此还下达了整齐文字的诏令。

在昔帝轩创制造物仓颉因鸟兽之迹以立文字。自兹以降,随时改作,故篆、隶、楷、草并行于世。然经历久远,传习多失其真,故令文字错谬,会义不惬,非所以示规则于来世也。孔子曰:名不正则事不成,此之谓也。今制定文字,事所用者,颁下远近,永为楷式。

--《魏书·世祖纪》

但是从公元425年以后北魏平城时期的书迹来看并没有形成比较统一的风格法度,这说明风格的形成不是政府的力量所能达到的。这是一种社会风尚,它需要历史的选择、社会的选择才能形成社会普遍认可的书写规范,从而形成社会普遍的审美共识。 北魏平城时期的书法呈现出“体兼隶楷”的总体特征。隶中有楷,楷中有隶。为了弄清北魏书法的发展演变,我先从几部隶书味较浓的碑刻说起。

从皇帝南巡之颂看平城隶书

此碑刻于文成帝时代,魏书·高宗纪有记载“灵丘南有山,高四百余丈。乃诏群臣仰射山峰,无能逾者,帝弯弧发失,出山三十余丈,过山南,二百二十步,刊石勒铭。”

此碑书迹具有明显的隶书特征。横画两端都向上翘起作翻飞状,竖钩平挑,撇画收笔处微微向上翻挑,捺画收笔处平出,字形成横扁状,这些都是典型的隶书笔法。

同时这类隶书杂有显著的楷书特点,笔画方截、瘦劲,横画左低右高向上倾斜,许多字的横折处已不再是平起直下,而改为向左侧倾斜,如“过”字的首笔折处。有的横折则表现出明显的顿挫,如“郡”字中“君”首笔处的折。从结构上看结体凝重,呈欹斜状。

皇帝南巡之颂所表现出的特点使其在研究隶书向楷书过渡方面具有了重要的价值。尤其是其中掺杂的楷书特征会使我们有似曾相识之感。这些楷书特征我们可以在稍后的“龙门四品”和邙山墓志中明显地找到他们的影子。从笔画的方峻顿挫到结体的欹斜凝重都与“魏碑体”楷书有明显的渊源关系。

这种风格的碑刻在北魏平城时期还见于《皇帝东巡之碑》,而在其后的《司马金龙墓铭》中《皇帝南巡之颂》的许多特点得以延续,但有些特点却被明显的抛弃了。例如:横画左侧起笔处的向上翻起已不明显,字体的欹斜度也大大减弱,但仍表现出隶书的特征。可以说楷书对当时的人们已有相当地影响,以至于不自觉的渗透到书法当中,使之“体兼隶楷”。事实上由于北方书风保守,庙堂之制按照惯例都是采用隶书书刻,许多波磔、翻挑以及结构的平整往往都是刻意为之,颇有力不从心之感。所以启功说:“构造和笔画姿态都想写隶书,但书写技巧不纯,笔划无论方圆粗细写得总不像汉碑那样地道。”

《皇帝南巡之颂》为庙堂之制,是记载皇帝出幸的碑刻,当为一流书家所写。《司马金龙墓铭》为贵族墓志,刻工精良,因此这两块碑刻可能代表了当时书法的最新状态,也典型地反映了当时书刻者的矛盾心理和惯用的书写习惯。尤其是对方笔的运用可以说已经成为当时比较认同的笔法,这对后来洛阳“魏碑体”的形成有着显著的影响。

但是平城时期的隶书并没有形成统一的风貌,以上所举只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其他如《嘎仙洞刻石》的古朴浑厚,《嵩高灵庙碑》的方厚平直,《宿光明冢》、《王羌仁冢》砖文的简直草率都各具特色。

从《晖福寺碑》看平城楷书

《晖福寺碑》是北魏平城时期最著名的楷书碑刻。就其特点而言,仍以方笔为主,棱角鲜明,结体严谨,略有倾斜“具有俯仰向背的姿态和曲张之势,茂密的结体现出欹侧的姿致”。⑧所以康有为称它是“丰厚茂密之宗”,在字体结构的避让上已经很成熟,汉末魏晋隶书的影子已经难以找到。

与平城前期最具代表性的隶书碑刻《皇帝南巡之颂》相比,虽然一隶一楷但在风格上却有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皇帝南巡之颂》在结体上的严谨、笔画上的方棱锐折在《晖福寺碑》中都有所体现。尤其是横画的书写,虽然《晖福寺碑》的书家采用的是楷书笔法但与《皇帝南巡之颂》中的横画却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如“庆”“真”“素”“而”等字里面的横画,其神态与《皇帝南巡之颂》如出一辙。这说明从《皇帝南巡之颂》到《晖福寺碑》的27年中,这种笔法得以延续和发展,并在楷书当中得到应用。由于不管是?皇帝南巡之颂?还是?晖福寺碑?在当时都应该是最新的笔法,这对北魏书风的演变无疑具有引导作用。

如果我们将其与北魏洛阳的“魏碑体”相比,洛阳“魏碑体”的写法,《晖福寺碑》基本具备。但是不能否定在笔画的舒展开张,撇捺的雄健有力,结体的大开大合,结构的欹侧,气势的雄劲上都远不及洛阳“魏碑体”。《晖福寺碑》的上述特点使其表现出探索者和先驱者的角色。平城楷书对洛阳“魏碑体”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以殷宪说:“洛阳时期的魏碑与平城时期的魏碑同样存在着一个直接的承接关系。就是说,大同诸多形式的魏碑、铭石、书迹,对于洛阳的诸多造像记、墓志铭,在时间上是一个早与晚的关系,在书体、书风的生成和发展上,则是一个源与流的关系。”

当然平城时期的楷书仍残有明显的隶意,这在《邑师法宗造像记》以及明堂瓦文所发现的楷书中有明显的体现⑨。 公元477年孝文帝亲政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包括“革衣服之制”,禁穿胡服,改穿汉人服饰;改变鲜卑人籍贯“代人南迁者,悉为洛阳人”;以汉语为“正音”;改鲜卑复姓为汉人单姓;促进鲜卑族与汉人士族高门的通亲。孝文帝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大大促进了胡汉民族的融合,表现出对汉族文化的推崇,也使北魏形成慕尚南朝衣冠之制的风尚。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一批南朝汉人知识分子北迁,给北魏书坛带来一片新的生机,北方相沿已久的保守书风便悄然发生了变化。

因此北魏后期的很多书家有出仕南朝的背景。如《魏书》记载:陇西李思穆(?-516)“有度量,善谈论,工草隶⑩”;颍川庾道(?-517)“历览史传,善草隶书”;彭城刘懋(?-517)“善草隶书,多识奇字”。这些人都属投北的南方书家,他们所传之草隶应该属于“二王”一派。北魏的这些南方书法家为北魏书法艺术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北魏后期,南方的字书《小学篇》传入北方,北魏后期的贵族子弟以学习《小学篇》为荣耀。《魏书·任城王传附元顺》记载:“(元澄之子)顺,字子和,九岁师事乐安陈丰,初学王羲之《小学篇》⑾数千言,昼夜诵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彻。”

《小学篇》传“二王”之法,而且书风上比北朝传统的识字书《急就篇》新妍,当为鲜卑贵族所推崇,这样就使南朝书风渗透到北魏书刻的血脉之中,为洛阳时期产生新体楷书并且普遍流行奠定了基础。

⒉洛阳“魏碑体”

北朝书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吸纳南方新妍书风,终于在洛阳时期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楷体--“魏碑体”⑿。

我们可以从以邙山墓志和“龙门四品”为代表的洛阳碑刻中看到这种具有统一风格的“魏碑体”,他们一改北魏平城书风的古拙、朴茂,呈现出新妍别致的书风。险峻奇伟、惊心动魄、体态新妍、结体严谨。确实给我们以耳目一新之感。

以《元桢墓志》为例我们可以看到,这类楷书多用方笔;横画出锋,收笔下顿,横画向上倾斜;撇画突出,收笔平挑;捺笔雄壮,收笔平出;竖多下顿后向左平出;斜画紧结,字形横扁,且整体呈欹斜态势。笔法刚劲、潇洒,撇画捺画突出,如长枪大戟,刀砍斧凿,给人以遒劲雄壮之感⒀。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古今中外唯南碑与魏为可宗,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昏穆。三曰笔法跳跃。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

⒊北魏后期“魏碑体”地发展

随着汉化改革的深入,胡汉融合的加强,南朝书风的不断传入,这种刚峻奇伟的“魏碑体”楷书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笔画渐趋圆润、端整、秀雅,方圆兼施。

以上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汝体书法,孙尔准书法”的具体内容,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啦,如果你还想要了解更多资讯,可以关注或收藏我们的网站,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在等你。